對奈良產生濃厚興趣，源於讀到一篇有關奈良縣擬於二〇一〇年，為平城遷都一千三百周年紀念，樹立一尊梁思成半身銅像以示感激的報導。這件事後來經過日本傳媒深入採訪，有人質疑「梁思成拯救了京都、奈良」的說法而告吹。
若搜尋梁思成親筆為任職「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事所寫的說明材料來閱讀一下，就知道他的工作範圍並不涉及日本。他在該份說明材料中寫道：
1945年春，為了準備協助美軍在我國沿海地區登陸進攻日寇，偽教育部在重慶設立了『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任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我為副主任。我在該委員會唯一的工作就是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編制華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明。當時該委員會實際上僅有我和秘書郭某（已忘其名）二人工作。工作地點是借用重慶中央研究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工作時間前後約兩三個月。
這份表及圖製成後，美方收件人是第十四航空隊目標官史克門。但當時具體地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送過去的，現在已記不清。
當時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生吳良鏞似曾幫助我做過少量製圖工作。莫宗江當時在李莊，始終沒有參加這項工作。
梁思成
1968年11月5日
當年，梁思成的遺孀林洙在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首次披露，梁思成曾對她提起向美軍航空部隊建議不要炸毀京都與奈良，只是他一直沒有對外公開此事。翌年，林洙又在《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新修訂本中增添了相關內容。不過，這些口述紀錄似仍不足以平息輿論，奈良縣最終擱置了樹立該銅像的計劃。
關於梁思成曾否拯救京都與奈良已經難以考證，但歷史悠久仍被妥善保存在這兩地的木構建築群，確曾激發他要在中國找出唐代木構建築的鬥志。話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有幾位日本學者對中國的古建築進行實地調查後，斷言在中國已找不到唐代及以前的木構建築，若要看就唯有去日本的京都與奈良。
為了推翻上述言論，梁思成和當時的妻子林徽因，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同事，花了五年時間進行艱辛的旅程。他們的足跡踏遍一百三十七個縣市、一千八百二十三座古建築，可惜還是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從《敦煌五台山圖》中，發現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才漸露曙光。他們一行人按圖索驥，千里迢迢走訪山西五台山，終於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內，找到了避過歷代戰火吞噬的「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經過仔細勘察後，他們在正殿的橫樑上發現以唐代字體書寫的墨跡，這與大殿前的石幢上的字體是一致的。而石幢上記載著的年份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八五七年）。他們的這一個發現震驚了世界。
十六年後（一九五三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了另一座唐代木構建築——南禪寺。據當年的調查，南禪寺與佛光寺的正殿落成時間，都晚於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若唐招提寺金堂確建於七五九年，那麼南禪寺正殿遲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則遲九十八年。但無論如何，這兩座寺院的正殿都是唐代遺珍。
直到一九六三年，為紀念唐招提寺的創建者鑒真圓寂一千二百年之際，梁思成撰寫了《唐招提寺金堂與中國唐代的建築》，就該金堂與佛光寺的大殿進行比較，圖文並茂指出兩者的內部設計幾乎一致；力證它們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同源關係。他在文中寄語：「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鑒了。」
二〇〇四年，奈良縣教育委員會正式公佈，從「平成十年大修」把唐招提寺金堂的兩萬多件木材中，取出二百四十三件地基木材進行深入研究，當中約有一百五十件可用「年輪年代法」進行採伐年代檢測。檢測結果顯示，其中有三根椽子均為七八一年採伐的。專家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唐招提寺金堂的始建時間不可能早於七八一年。
時至今日，中國仍完好地保存著兩座僅存的唐代木構建築。所以，當我們學習欣賞其他文化的優點時，也得充分探索、瞭解與承傳自身所屬文化的優點。只有在不卑不亢、互相尊重的精神下，各國文化的獨特性才得以有效地發揮，世界整體才會呈現出豐富斑斕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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