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壁畫往往透露很多珍貴的歷史訊息。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就憑藉一幅展現唐代建築風格的壁畫，尋找到佛光真容禪寺（又稱「佛光寺」），證實中國仍保存著唐代木構建築而震驚了世界。而另一批透露了朝鮮王朝向日傳播中國文化的壁畫，則由日本考古學家於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在奈良縣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塚古墳中發現。
從已進入大眾視野的日本古墳壁畫中得知，飛鳥時代以前的古墳壁畫大多數以單色為主，構圖稚拙天真。然而，一踏入公元六世紀中葉，古墳壁畫即發生鉅大的轉變，令人眼前一亮。被鑑定為飛鳥時代中期以後建成的高松塚古墳，玄室內的壁畫色彩斑斕、構圖精密、氣勢宏大、筆法圓熟。這種脫胎換骨的變化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正如前文提及，崇峻天皇元年（五八八年），為了建造法興寺（即飛鳥寺），百濟派遣了一名畫工到日本。這名來自百濟的畫工，傳授技藝予日本工匠，對日本繪畫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十六年後，首批受朝廷認可的精英畫師於推古天皇十二年（六〇四年）誕生。據《日本書紀》記載：「始定黃書畫師、山背畫師」。加上《聖德太子傳曆》卷上云：「為繪諸寺佛像莊嚴，定黃文畫師、山背畫師、簀秦畫師、河内畫師、楢畫師等，免其戶課，永為名業。」這些史料記錄了當時人才輩出之餘，還把他們的主要工作範疇和享有的待遇一併記下。相隔六年，即推古天皇十八年（六一〇年），高句麗僧人曇徴又把製造紙、墨和顏料的技術傳入日本。至此，在朝鮮諸國王朝的直接支持下，日本大和國所需的繪畫人才、工具、材料、組織、制度等，在飛鳥時代只花了短短廿二年便一應俱全。
爾後，日本繪畫有了飛躍性的發展，高松塚古墳壁畫是其中一個有力的體現。這批壁畫的題材包括侍者及侍女群像、四靈獸（蒼龍、白虎、朱雀、玄武）、日輪和月輪。從天板石上，還發現到紅色的硃砂線把點點金箔連接起來，形成四象、七政、二十八宿、三垣等星宿圖。這無疑是企圖在一個密閉的幽闇空間之中，再現夜空上星羅棋布的天文景象與令人嚮往的世間活動。上圖的右方是其中一幅高松塚古墳壁畫。若不是已知其出處，恐怕會誤以為是一幅中國壁畫。圖中侍女們的服飾展現出濃厚的隋唐風格，她們手持的團扇和佛教法仗清晰可見。
在古代日本積極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國文化之前，朝鮮諸國擔當了舉足輕重的橋樑角色。至於他們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樑角色有多到位，也許可從公元六世紀梁朝蕭繹繪製的《職貢圖》中略知一二。《職貢圖》記載了曾到古代中國進貢的各國使者之特徵。原圖今已佚失，現存為宋人摹本的殘卷。上圖的左方和中間兩幅影像擷取自《職貢圖》。左圖顯示當時的倭國（即後來的日本國）使者入朝進貢時的原始打扮，而中圖所示的百濟國使者的裝束則明顯與中國服飾無異。由此，即不難理解何以一身隋唐服飾打扮的侍者和侍女、中國古代天象圖等，會成為日本古墳壁畫的題材。這顯示了原葬於此的權貴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
